1986年的深夜，李敖给吴大猷写了一封信，标题是《责备吴大猷先生》。
这一年，杨振宁来到台湾，为老师吴大猷祝寿，其间吴大猷安排杨振宁见了蒋经国，"召见"一词，见诸文字报道。
李敖责备吴大猷的理由非常简单：自来所谓第一流知识分子，理该维护"大儒式"的尊严，不亢不卑，与统治者相抗。这种抗，不一定是敌对，毋宁是维护应有的风范与规格。
李敖对于统治者"召见"吴大猷、杨振宁尤为不满，他拿《战国策》举例，解释了"并非说与统治者不能见面，而是坚持你不能’召见’我，所谓’有不召之臣’是也。“李敖又谈到蔡元培在送别来访的统治者时，“只送到校长室门口为止，不肯向前多走一步”，称赞蔡元培"对知识分子尊严的维护”。
知识分子的"风范与规格"，言行举止间的"大义"，实在是久远的词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