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说，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。可是，我们也不能因避嫌而胡乱对前人“高山仰止”。
1952年，17岁的李敖见到了钱穆，会面时，钱穆手里拿着《李敖札记》。李敖向钱穆请教治国学方法，钱穆回答“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，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”、“与其十本书读一遍，不如一本书读十遍”。
不久，李敖给钱穆写信，钱穆也回了信。钱穆的信，写得工工整整，就信的内容而言，李敖有褒有贬。一方面，“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”，一方面，“水平可疑。钱穆的头脑太迂腐”。
在钱穆死前不久，李敖又远远望见了钱穆，此时钱穆已老态龙钟、步履维艰。李敖没有趋前问候钱穆，他说自己在心里一直感念钱穆，毕竟在少年时代，曾被他心仪、曾经热心指导过、帮助过他，至于钱穆做了蒋家的“伺从文学之臣”、“曲学阿世”、被当权者“倡优畜之”，则为李敖所不能接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