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希圣《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》附记
我们在《时代公论》第二十三号上读了杨公达先生的一篇《革命的回忆和国民党的复兴》，其中说统一国民党有渐进方法和非常手段两种方式，他嫌那渐进方法“收效极为迟缓”，所以他倾向于那“非常手段”的方式，他说：
或者国民党现存派别中，有一派能以统一党权为己任，本大无畏的精神，不避一切艰险，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斯基，孟梭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，不惜放逐异己的别派，举一网而打尽之，国民党由此亦可以统一。此种方式收效极为迅速。
这番话出于国民党中的一个学者的笔下，很可以使我们诧异。
接着在《时代公论》的第二十四号上，我们又读了杨公达先生的一篇《国难政府应强力化》，其中主张取消五院制，采用元首制，并且提出“元首的条件”：
要绝对负责。不特要负兴国的责任，还须要负亡国的责任；不特要做岳武穆，还须要做李鸿章；不特要下流芳百世的决心，还须要立遗臭万年的遗嘱。
接着又在《时代公论》的第二十五期上，杨先生在他的一篇《九一八以来之中国政治》里，宣告他对于“精诚团结”的绝望，主张“与其多方面的组织政府，不如一方面的组织政府”。他说：
如果是清一色的政府的话，则亡国兴国，责皆由负（？），良心所在，能不努力？
这些话都是很明显的主张，表示出一些人，在这个烦闷的政局之下因忍耐不住而想求一条“收效极为迅速”的捷径，这种心理虽学者也不能免，这是我们很感觉惋惜的。
我本想讨论杨公达先生的主张，今天收到陶希圣先生的文章，我的文字可以暂时不做了，所以把杨先生的原文的主张摘抄几句，附在这里，供读此文者的参考。
上个月，我收到上海一位老辈先生来信，其中说：
近来政治不上轨道，当然政府之过，亦因社会宽纵过甚（除共产派外），不免陷长君逢君之病。平心言之，当局者非绝对不可为善。
是的，我们自命负言论之责的人，都应该领受这种很忠厚的劝告。
《 略答陶希圣先生》
陶希圣先生这篇驳论指出他的思想方法和我的方法的区别，这当然是我很欢迎的。我今天刚收到他的文章，匆匆不能详细答复，只希望在这里指出几点：
（1）指出小脚，八股，骈文，律诗，贞节牌坊等等具体的事实，不是掩眼法，是开眼法，要使眇者能视，睁开眼睛看看那个“中国本位文化”底下藏包着一些什么具体的项目。难道陶先生能说这些不是中国固有文化的项目吗？当然我绝对欢迎别人列举一些其他的项目。
（2）“脊椎动物”是一个类名，有很清楚的界说，不能乱用。人和狗当然可以叫做“脊椎动物”；但“设船厂，立制造局，兴学校，废科举”，当然不能叫做“来一个资本主义”，难道“非资本主义”就不用船厂，不立制造局，不要学校了吗？陶先生难道忘了清末的船厂与制造局都是国家经营的，如何安得上“资本主义”的招牌？
（3）实验主义的哲学并不反对人用一个抽象的观念来连贯一些现象。但它的主要方法是要人先把那个抽象名词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。如果“中国的封建主义”一个名词“我们尚须研究”，那么，在我们研究的明白清楚之前，不得滥用。
（4）“相干”也是一个很含混的名词，也应该有精细的分析。陶希圣先生和我同时，同事，又是朋友，而且他“也曾从旁受过我的一点影响”，至少有三四层“相干”了。然而谁也不能用陶希圣来替代胡适，也不能用胡适来代替陶希圣。资本主义也许与自由主义相干，但陶先生不得用“资本主义”来代替“自由主义”。封建制度也许与骈文古文相干，但陶先生不得用“封建主义”来替代骈文古文。如果陶先生只说骈文古文与封建制度“有关系”，或“相干”，那是他的看法，正如说他和我有某种“相干”一样。但他若说胡适打骈文古文就是打封建主义，那我就不懂了，那就等于说“你打胡适一下，就是打陶希圣一下，因为他们俩在某某方面是相干的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