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从文，一个伤心的名字，伤心者有四：爱情、奔跑、苟活、人情。
一、伤心的爱情。沈从文爱上张家小姐张兆和，张兆和出身名门大家，沈从文接连写了很多情书，信里写到，“我行过很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”胡适出面，沈从文和张兆和终于在一起了。爱得究竟多浓先放一旁，爱总是爱得短暂，沈从文与高青子在一起，生情婚外，已是后话。沈从文死后，张兆和用“清清白白”，替丈夫的一生正名。
二、伤心的奔跑。西南联大名教授多，昆明常遭日机轰炸。这天，日机临头，教授们又四处躲避。喝了洋墨水的刘文典骂沈从文：“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，我跑是为了保存《庄子》；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，可你这个该死的，什么用都没有，跟着跑什么跑啊！”刘文典一贯看不上沈从文，他曾骂道：“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该拿400块钱，我该拿40块钱，朱自清该拿4块钱，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。沈从文要是教授，那我是什么？”文人相轻，古今相同。
三、伤心的苟活。沈从文生在湘西，他在最悲苦的时代，满腹委屈，难过地喊道：“我要回湘西去”。斯人老矣，他的委屈，只有远在湘西的家，才能为他消愁。他留下的遗言是：“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”。
四、伤心的人情。范曾与沈从文走动，沈从文也器重范曾这个后生，为他的调动出过力，可当范曾站出来写大字报批判他时，沈从文心起波澜，“十分痛苦、巨大震动”，他批评范曾，“太只知有己，骄傲到了惊人地步”。今日，沈从文地下久眠，范曾名满天下、誉满天下，住着华屋美厦，美人在怀，纷争息矣，又何须想起沈从文这三个字。
沈从文是湖南湘西人，他没有正经上过学，只有小学学历，有过一段在北京大学旁听的经历。有段时间，沈从文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他向郁达夫求助，郁达夫也帮了他。后来，郁达夫在文章提到沈从文，“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”。
沈从文在1950年以后就封笔了。在此之前，他创作颇丰，为人熟知的有《边城》、《长河》等，他附和众人，也称自己为“乡土作家”。晚年的沈从文，用“手中一枝笔，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，慢慢脱去矜持、浮夸、生硬、做作，日益接近自然”，形容年轻时握于指尖的那支笔。
《三三》是沈从文写的一部短片小说，写于1931年，他用一贯平实的笔，写着杨家碾坊的琐碎。这些琐碎，便是农村人每天的日常，往复循环。沈从文写了农村的情况，唤起乡情，也让城市里的人有机会，凑近了看看中国农村的风貌，自然有可取之处。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说，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”，做了肯定地评价。可是，子夏又批评道，“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”，这后半句，才是子夏对“小到”真正要表达的。
沈从文的文字能否以小见大呢，是否就能无端地指为“小道”呢？试看这句：
在这时，什么鸡欺侮了另一只鸡，三三就得赶逐那横蛮无理的鸡，直等到妈妈在屋后听到鸡声代为讨情时才止。
再看：
有时钓鱼的人是熟人，人家来钓鱼时，见到了三三，知道她的脾气，就照例不忘记问：“三三，许我钓鱼吧。”三三便说：“鱼是各处走动的，又不是我们养的，怎么不能钓。”
再看：
钓鱼的是熟人时，三三常常搬了小小木凳子，坐到旁边看鱼上钩，且告给这人，另一时谁个把钓竿撇断的故事。到后这熟人回到磨坊时，把所得的大鱼分一些给三三家。三三看着母亲用刀剖鱼，掏出白色的鱼脬来，就放到地下用脚去踹，发声如放一枚小爆仗，听来十分快乐。鱼洗好了，揉了些盐，三三就忙取麻线来把鱼穿好，挂到太阳下去晒。到有客时，这些干鱼同辣子炒在一个碗里待客，母亲如想到折钓竿的话，将说：“这是三三的鱼。”三三就笑，心想着：“怎么不是三三的鱼？潭里的鱼若不是我照管，早被看牛小孩捉完了。”
沈从文的平实，即是如此。
鲁迅也喜欢写他过去的生活，他写到小时候给生病的父亲买药，与“名医周旋过两整年”，诊金“很不容易张罗的了”，看诊的医生换了又换（《朝花夕拾》），写到年少时折断弟弟的风筝，中年时才理解“玩具是儿童的天使”，“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，很重很重的坠下去了”（《风筝》）。但是，鲁迅的笔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恶、贪婪、势利、冷血，下笔有力、言外有音。胡适写母亲责罚他，让他跪下，他“用手擦眼泪”，“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”，母亲“又悔又急”、“用舌头舔我的病眼”（《我的母亲》）。又写到母亲为了替弟弟治病，“割左臂上肉，和药煎之”（《胡适文存》卷四《先母行述（1873-1918）》）。胡适的母亲在家族里受了气，“她不骂一个人，只哭她的丈夫，哭她自己命苦，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”，受气是为了顾全大局，为了大家，自己受点气、吃点亏算什么！她的难处，她的无私，让我想到了范仲淹的母亲。她们都是年轻守寡、备尝辛苦，培养出了不起的孩子。
鲁迅与胡适的笔法，洞见世情、人性，无形中以小见大，笔下是一类人一代人的精神，自然是沈从文所不及的。
为什么如此严肃地谈这些呢？文化的标准，本是严肃的范畴，只能接受无心的错误，不该为了附和混淆标准本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