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25日，蔡澜过世。网络上讨论他的人慢慢多了起来。
蔡澜是一个活得很真的人，世上的假人可太多了！蔡澜甚至在央视上接受撒贝宁采访时，不拘泥于电视节目古板的形式，仍然提出要坐坐凳子，并让撒贝宁也一起坐着，这种真性情，既洒脱，也可爱，颇有老顽童的味道。在当下这个环境，称得上耀眼。蔡澜喜欢谈吃，喜欢谈女人，拍过电影，也写过书。我没有读过蔡澜的书，在所谓“香港四大才子”里，我只读过金庸、倪匡的书，写过一篇《金庸文笔初探》的文章。因为看得很少，一鳞半爪，看不出太多名堂。但是，就已经看过的内容而言，金庸、倪匡的作品，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能有很长久的生命力。就小说而言，明、清小说（《金瓶梅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）塑造的高度，这些所谓“四大才子”，望不到一点。
蔡澜的一生，既没有参与政治，也没有身体力行、关心社会底层的苦难，吃吃喝喝，无关宏旨，亦无伤大雅。历史上有过一类吃喝文人。明朝的富家公子张岱，早年听戏、斗鸡、游猎，他遭了国难，晚年很潦倒，从前的朋友们都不待见他，这些遭遇，使得他的思想变得深刻，文字也愈发厚重，所以很能洞见一些人间疾苦、世事变幻，他写的《陶庵梦忆》，在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了一些封建社会的残影。清朝的袁枚，善于经营，喜欢谈吃，也喜欢谈女人，他写过一首诗：
寒夜读书忘却眠，锦衾香尽炉无烟。
美人含怒夺灯去，问郎知是几更天。
同样地，蔡澜在文化的地位，远远不能与这些吃喝文人并论。
谈到蔡澜，我想起晋人。那时候政治黑暗，先是政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，后来发生“永嘉之乱”，北方游牧民族打了进来，衣冠南渡，建立了东晋。“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”之下，大家关起门来清谈，避谈政治。历史上，后人对晋人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并不推崇。用舍行藏，当然是个人处世的选择，但积极有为，更显英雄本色。
中国文化的门槛是很高的，古之君子，像解救赵国危难的鲁仲连，当平原君提出要拿地位、拿物质感谢他时，鲁仲连拒绝了3次 ，他说，“所贵于天下之士者，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事也，而连不忍为也。”鲁仲连真正做到了功成弗居。即便在近代，像胡适、傅斯年，他们在文化、民生上的努力，都有相当的影响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好的气氛可以深谈。像傅雷教养傅聪，言传身教，其在文化、为人的高度，蔡澜亦无法与之比肩。
现在，我们谈“文化自信”，真论起来，我们拿什么自信呢？文化式微，是必然的。有人推崇蔡澜，不过是当下文化式微的一点表现罢了。
我并非贬低蔡澜，至少，他在用心地做一个真的人，在当今这个环境值得称道。只是若强行拔高其在中国文化的位置，显得文化廉价，对于那些真正志于传道的人，是不公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