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，在长沙合并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。1938年，迁往昆明，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以“刚毅坚卓”为校训。
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，梅贻琦、郑天挺两位当事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可供参考，追忆当初：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与《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》。流水式的日记，繁琐之下，有几点却格外清晰：
第一、战火频仍。今日，我们身处和平年代，自然不能理解敌机盘旋头顶的仓皇、紧张，试摘录梅贻琦于1941年的些许日记片段：“午饭后1:05警报，1:40敌机八架来，4:00解除，闻所炸为巫家坝及石龙坝”、“11:00警报，12:30敌机来，炸城外东边，4:15解除”、“午饭后一点余，忽有警报，敌机来两批，各有二十七架。所炸为拓东路一带及城内绥靖路以南。闻人民死伤颇多，龙公馆亦落一弹”。
第二、经济困难。办校经费不足，西南联大曾面临解体。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向教育部提出分校，梅贻琦看到相关文件，“阅之极为不安，不知应如何对付也”，在给时任教育次长顾毓琇的信里，“论蒋所提‘办法’中困难之点，信中不免牢骚语，实亦心中甚感郁闷，不觉溢于言表耳”。几经商议，清华大学方面认为，“倘北大同仁果愿另起炉灶，则可三校预算分开，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”[1]。
第三、学人坚持学习。郑天挺日记里多有关于读书的琐碎记录，如1940年4月，“起读《明史》，预备上课”、“读明人笔记，十二时就寝”、“读《清史稿》、《明史》等书。十二时就寝”…乱世之下，西南联大谨守文化教育的方寸之地，培养出来的学者，如杨振宁、钱伟长、郭永怀，都是响彻学界的人物。
第四、看待世界超然的态度。郑天挺在1941年日记谈到：
“人生本来是飘忽的、渺茫的，如果能够‘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’的活着，那么整个的一生还不就像浮沉在云海里一样。”
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因战火而合，今日，硝烟过去，西南联大已不复存在，三所高校重新自立门户，师生们头顶无敌机来袭之忧，学校也没有经费不足的烦恼，遥想当时艰难，文化的种子，为己为人，实在应该更好地继续守护下去。
《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》1941年4月记录 ↩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