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奏上时务书》
天圣三年四月二十日，文林郎、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，谨诣阁门再拜死罪，上书呈皇太后陛下、皇帝陛下：
臣闻巧言者无犯而易进，直言者有犯而难立。然则直言之士，千古谓之忠；巧言之人，千古谓之佞。今臣勉思药石，切犯雷霆，不遵易进之涂，而居难立之地者，欲倾臣节，以报国恩。耻佞人之名，慕忠臣之节，感激而发，万死无恨。况臣之所言，皆圣朝当行之事而未之行者，谅有以也。圣人之心，岂不至此？盖当乎一日万机，未暇馀论。大臣之心，岂不至此？盖惧乎上疑下谤，未克果行。臣请言之，以发圣虑。
臣闻国之文章，应于风化；风化厚薄，见乎文章。是故观〈虞〉〈夏〉之书，足以明帝王之道；览南朝之文，足以知衰靡之化。故圣人之理天下也，文弊则救之以质，质弊则救之以文。质弊而不救，则晦而不彰；文弊而不救，则华而将落。前代之季，不能自救，以至于大乱，乃有来者，起而救之。故文章之薄，则为君子之忧；风化其坏，则为来者之资。惟圣帝明王，文质相救，在乎己，不在乎人。《易》曰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亦此之谓也。伏望圣慈，与大臣议文章之道，师虞夏之风。况我圣朝千载而会，惜乎不追三代之高，而尚六朝之细。然文章之列，何代无人？盖时之所尚，何能独变？大君有命，孰不风从？可敦谕词臣，兴复古道；更延博雅之士，布于台阁，以救斯文之薄，而厚其风化也。天下幸甚。